敦煌，是中国遗落在大漠戈壁的文化艺术明珠，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。去敦煌一游成为我一生挥之不去的情结。当我真正站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下，看着沙质岩上开凿一排排洞窟时，才感到敦煌是这样的平凡。

漫漫戈壁里一道沙丘，一排排窑洞口裸露在黄色的砂岩上，满目原始和贫瘠。就是这个地方，曾经保存了中国1600多年的文化艺术，政治经济，宗教民俗，语言文字的第一手资料，引发西方探险家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此探宝;就是这个地方使一代大画师用近三年时间临摹，满头青丝变为皓然白发，就是这个地方使一代敦煌学大家常书鸿耗尽一生，经历种种不幸，矢志不渝，和王道士一样死后也要葬在这里，看护这片圣地。   

敦煌始建于公元366年，一直到清代的一千五百多年间，在三华里的鸣沙山壁上，密密层层地建造了四百八十多个洞窟，布满了彩塑佛像和以佛教佛教故事为题材的壁画，最惊人的是在一个秘密洞窟里发现了大量价值极高的经文文书画卷。自然造就了敦煌，这里干燥少雨的气候，就象小河墓地保存女尸一样，保存了敦煌这个历史的奇迹。

对敦煌的初步了解还是来自余秋雨的散文《道士塔》，余先生在介绍敦煌的过程中，也把他的个人思考和判断强加给了我，于是在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情结作用下，产生了对王元箓，斯坦因，伯希和，吉川小一郎等人的憎恶，王是是卖国贼。而斯坦因之流是掠夺者，他们给敦煌造成了莫大损失。

事实到底是怎样的，任何狭隘的偏见都代替不了事实。当我翻阅历史资料后，对王道士从心底油然生出无比的崇敬。

是王元箓发现了藏经洞，这位王道士没有任何宗教偏见，对佛教和唐僧都表现出无比的崇敬。他无子女家眷，至少没小秘，也没子女外出留学，也没听说有什么不良嗜好，他不需要私房钱，银子对他个人来说用处不大，从他的一些作为中能看出来他对藏经洞文物的重视，虽然他把一些经典用很少银子卖给外国人，用钱来修洞窟，重塑佛像，这境界比现在的共产党人要高得多。一部分经书落在外国人手里，我总觉得比保存在中国好，外国人更懂得尊重文化，爱惜遗产。事实也证明，正是由于这些经卷，典籍，壁画流传到国外，才引起世界性的敦煌热，至此中国学术界才刚刚知道偏僻的甘肃还有个敦煌。

藏经洞发现之后，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。首先，徒步行走里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，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。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。可惜这位姓严的不学无术，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发黄的废纸而已。

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。汪知县是位进士，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。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。汪知县立即带了一批人马，亲自去莫高窟查看，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，留下一句话，让王道士就地保存，看好藏经洞。

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，王圆箓仍不甘心。于是，他又从藏经洞挑拣两箱经卷，赶着毛驴肃州（酒泉）。他风餐露宿，单枪匹马，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，行程多800里，才到达目的地，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的道台廷栋。这位廷栋大人游览的一番，最后得出结论：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，就此了事。

几年过去了，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，对此很感兴趣，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，遗憾的是，他没有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。直到1904年，省政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。这一决定和当初汪知县的说法一样，就是把责任一推了之。王圆箓无法可想，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。然而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，身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。王圆箓的期盼如泥牛入海，杳无音讯。

不要对王道士过分指责，他已经尽心尽力了，他是个小道士，而偏僻敦煌也远没现在有名气，只不过和道士王元箓一样卑微。我能想象出他在见官时那胆战心惊的神态。但他是个有责任心的出家人，比很多官员都有良心。绝对不是余秋雨所说的小买卖人。我们不能对以个人物不做深入了解就下判断。

1907年，斯坦因到来，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。斯坦因说：“道士之敬奉玄奘，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明显的证据，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......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，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，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，以至于此的经过，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。”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个方面的原因：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，而且是逐级上报，但无人过问，致使他灰了心。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，清扫洞窟，修建三层楼，架设木桥。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，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。因此他虽思想极为矛盾，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，但在无奈的情况下，也只好让了步。

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，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。在运输的途中，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。

万卷经典到京后置剩几千卷，为了逃避责任，押运的官员把长卷裁做几段，一卷变成几卷。这种兽行是外国人都不肯做出的。

大量经卷的散失，曾经使王圆篆感到非常痛心，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，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，官方如此掠夺，又如此贪心，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。所以，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倒莫高窟后，王圆篆对他说出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，《斯坦因西域考古记》是这样记述的：“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，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，听从蒋师爷的话，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，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。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，他怕极了，于是，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”。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，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，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，而是千方百计窃为己有。因此，一时间偷窃成风。

敦煌卷子流失严重，这是敦煌卷子资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，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，他也许是处于好奇，层层剥去，查看历代用色。其实我们也不能过分指责大千先生，大千先生把所有洞窟从新编号，临摹了几百张洞窟的壁画，为敦煌的声名远播做出很大贡献。其实当时敦煌远远没大千先生名气大，只有他独具慧眼认识到敦煌壁画、雕塑的价值，并从从中汲取营养，被徐悲鸿称“五百年来一大千”。 

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，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。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篆，他在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很平凡。或许只有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，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。   

我很感谢那些历朝历带的工匠们，是他们把精美的雕塑，图画，建筑造型创造出来，他们艺术造诣那么高超，却无一留下姓名。更感谢那些那么多年，一代一代的有心人，他们把经书，典籍，绘画，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收集起来，精心地保管起来，敦煌的辉煌，是民族的力量，是宗教的力量，是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，已经超越了以汉语为主体的中国的国界。

我们不能诋毁斯坦因，伯希和了，他们对敦煌的贡献是杰出的。我没余秋雨先生学问高，万不敢和斯坦因比学问，也不敢拦下斯坦因的车。试想如果余先生拦下斯坦因的车，把经文留下，恐怕我们会再也见不到这些稀世之宝了，我们也达根看不上这些破玩意，是外国人的重视，我们才知道是宝贝，当然对余先生我还是报以尊重的，他是个启蒙者，领我接近敦煌，尽管我和他观点大相径庭。

敦煌是中国的，更是世界的。是中国为主体的还有西域各国，包括印度在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。敦煌也是被中国道士王元箓发现的，首先被外国人重视。敦煌学却是从外国兴起的，蔓延到国内。如果没外国探险家的杰出贡献，也许敦煌至今堙没无闻。莫高窟恐怕早象阿房宫，大明宫一样灰飞烟灭了。

我缓步来到王道长的墓塔前，深深一拜。这是个对得起的道士，敦煌的辉煌敦煌学的兴起与他密不可分。那些典籍放在外国的博物馆，比被贪官污吏糟蹋掉好，也比毁于兵火强。阿房宫大明宫的建筑都是经典的，现在谁能看到。在在废墟里市是找不到学问的。它们要比圆明园气势恢宏得多，而今安在哉？可没人追究这责任，就因为是中国人自己毁掉的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