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不是因为一枚在东京旧书市偶然出现的暗号笔记本，那段被层层档案袋刻意压在最底层的往事，也许永远不会被翻开。笔记本的封底用褪色墨水写着一行潦草汉字——“少年班，昭和十七年冬”，旁边还画了一个极小的红十字，却像滴干涸的血。顺着这行字，我花了半年时间走访中日两国的档案馆、民间藏馆与尚在世的原部队后勤人员，终于把一段被官方叙事长期省略的罪恶拼出了大致轮廓：在哈尔滨平房区那座阴森的四方楼里，曾存在一个专门以未成年人为实验材料的“731少年班”。
所谓“少年班”，并不是培养未来军医的预科班，而是石井四郎为测试“人体极限耐受度”而设立的活体仓库。档案记载的年龄下限是九岁，上限十五岁，他们大多数是战争初期在华北被“特别移防”而来的孤儿，也有少数是朝鲜与苏联边境冲突中的“可疑人种”。为了让实验数据“干净”，孩子们被禁止使用本名，一律以编号相称：A1、B7、C13……在731本部人员口中，这些编号又被简化为“丸太”——圆木，意思是随时可以锯开、劈碎、丢进炉膛的燃料。1942年冬，仅一个月内，少年班就补充了三次“新鲜圆木”，合计九十六人，而同期“消耗”掉八十七具尸体，剩余的被判定为“可重复使用”。
我找到的原部队翻译官中村（化名）已九十三岁，他坐在横滨一所老人院的塑料椅上，膝盖上摊着当年自己偷偷描下的解剖草图。老人说，少年班的孩子首先被抽掉300cc血液，观察在失血性休克临界点会出现怎样的瞳孔变化；接着被注射不同浓度的鼠疫、炭疽、伤寒混合菌液，记录从发热到脏器溃烂的精确时间；最后，如果还有一口气，就被绑在零下三十度的室外，研究“冻伤活剥”的最佳顺序。为了比对，军医们特意留下一组孩子只剥左手，另一组只剥右脚，然后将创口浸泡在加盐的沸水里，记录组织液渗出曲线。老人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补充：“他们哭的时候，没有人捂住嘴，因为需要记录声带振动频率。”
更让我后背发冷的是，这些实验并非纯粹“医学”目的。石井四郎在1943年3月的一份内部简报里写道：“少年之骨骼弹性优于成人，可承受更大剂量之爆裂气压，宜用于手榴弹与火焰喷射器之杀伤效能评估。”于是，少年班的孩子被分批带进爆破壕，身上只穿一件单薄棉衣，被迫站在不同距离，等待各类爆炸物在身边引爆。军医们躲在十米外的混凝土掩体里，用高速摄影机拍下肢体撕裂瞬间的慢动作，再对照X光片计算骨骼碎裂模式。简报末尾有一句被墨水涂掉、却在紫外灯下重新显影的话：“少年之恐惧尖叫可提高士兵战场兴奋度，建议录音后于前线播放。”
战争结束后，美方以“免除战犯起诉”换取731全部实验数据，少年班的记录被单独抽出，编号为“J-Series”，锁进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地下室。东京审判期间，中国检察官向哲濬曾提交一份《少年班被害者名单》，共二百四十七人，却被美方以“缺乏直接物证”为由驳回。名单上最后一栏写着：“以上人员之姓名、籍贯、父母信息，因原档案被焚毁，已无法核实。”事实上，那份“被焚毁”的档案，我后来在一位日本民间收藏者手中见到了微缩胶卷副本：纸张完整，连指纹都清晰可辨，只是每一页都盖着“Top Secret – Burn Before Reading”的紫色印章。
真正让这段历史几乎彻底消失的，是冷战开始后各方心照不宣的沉默。苏联在伯力审判中仅提及成人“马路大”，对少年班只字未提；日本教科书把731简化为“防疫给水部队”；而在中国东北，经历过那场浩劫的幸存者大多在“特殊年代”被扣上“里通外国”的帽子，不敢开口。直到1989年，一位名叫李凤琴的哈尔滨老人在临终前把一张发黄的合影塞给孙女，合影背面写着“1942年冬，平房，弟弟小锁子，十二岁”，人们才第一次把少年班与具体的姓名、面孔联系起来。孙女后来成为纪录片导演，花了七年时间找到二十三位仍在世的原部队人员，用他们的口述与那张合影交叉比对，最终确认小锁子就是名单上的A19号实验体。
今天，当我们谈论战争罪行时，总喜欢把加害者与受害者划分得泾渭分明，似乎只要把“极少数”战犯钉在耻辱柱上，大多数人就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生活。然而，少年班的故事提醒我们：罪恶从来不是孤岛，它由无数普通人的默许、回避、遗忘共同喂养。那位在老人院里画草图的中村，年轻时只是翻译官，没有亲手按下手术刀的按钮，但他把孩子们的哭喊翻译成日语，让军医们听得懂“数据”；那位在爆破壕外按下快门的中尉，战后回到大阪开了照相馆，专门为孩子们拍入学照，照片里的笑容干净得看不出任何阴影；还有那位把档案塞进壁炉的档案管理员，他后来成了地方教育委员，主持编写了“和平教材”，却唯独删去了少年班的章节。
历史最残酷的地方，不在于它曾经多么血腥，而在于它总能被后来的日常悄悄吸收。如今，731遗址的寒风吹不散旅游大巴的尾气，纪念品商店里卖得最好的是印着卡通骷髅的钥匙扣。偶尔有中学生被组织来参观，他们站在锈迹斑斑的解剖台前自拍，配文“好可怕哦”，然后点击发送。那些真正应该被记住的名字——小锁子、A19、B7、C13——依旧躺在泛黄的名单里，像被时间冻住的圆木，等待下一个愿意俯身的人，把它们从尘埃里捡起来，轻轻擦掉上面的灰。
写到这里，我忽然想起那张合影里小锁子的眼睛：黑白照片里，他的瞳孔亮得惊人，像在问每一个看见他的人——如果当年被带走的是你，今天还会有人记得我吗？这个问题没有答案，却足够让我们在每一次提及战争与和平的场合，都先沉默三秒，再开口。因为沉默本身，就是对这些过早夭折的生命最庄重的致意。愿他们的尖叫穿过八十年的迷雾，依旧能在我们耳边回响，提醒我们：遗忘不是时间的过错，而是人的选择。选择记住，也许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抵抗。
